2011年6月2日 星期四

世代對談:我們的二十歲

為了增進更多人能交流對於學生自治理念、提升學生自治組織經營的相關知能,台灣學生自治教育推廣協會,以及青平台基金會合作主辦有為期兩個月的「學生自治工作坊」活動。利用週末的時間聚會座談,藉由對不同議題的交流與互相學習,於本月28日舉行了最後一場講座活動,特別邀請到青輔會前主委鄭麗君,來與學生自治的夥伴們來分享「我的20歲」,並暢談校園民主的實踐經驗。
鄭麗君首先回憶道,當初參與「野百合學運」的夥伴們,站在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上,在解嚴以後,台灣政治進入急速自由化的過程,學生們開始走出校園,從校園肥皂箱走到社會裡。「那時候在校園裡面,(學生自治)是不被校方所支持的、是被校方所控制、沒有言論自由的。做刊物是要讓校方審查、成立社團可以是娛樂性的、服務性的,但不能是異議性的,名字有「台灣」都不行。」鄭麗君笑著說。
面對當時集權的國民黨政府,許多運動路線也交互影響擴展。在校園民主運動的同時,這些學生也被捲入農民運動、婦女運動、勞工運動,乃至於抗議萬年國大的政治運動,藉由學生身分在社會裡的位置,試圖為弱勢發聲,批判之餘也提出各種更好的可能。然而,在逐步民主開放,甚至在政黨輪替之後,學生自治似乎又陷入另一個瓶頸;政治大學學生前會長的許韋婷忍不住提問:「對於現在的政黨惡鬥,政治已經簡化為藍綠的口水戰了。民眾的不滿,可以從投票率下降看出。當人民對民主不再熱衷,學生自治如何重新發揮影響力?」
擔任過師範大學學生會會長的林少軒則指出,在當前的學生自治上,面對更多事務上的問題,包含知識和技術上各方面,因為專業的代議政治,包含財務報表、議事提案,往往上手之時就是卸任在即了。另一方面,學生會的公共參與內涵也受到挑戰,穿著西裝發名片蔚為一種文化,辦的活動也多以娛樂化取向。
鄭麗君承認,台灣的現況的確仍有許多東西尚未被撼動,所以雖有民主的行至或體制,但是運作的文化內涵,仍有待對話、改革。鄭麗君並進一步分享她在法國留學的觀察:學生們在可容納幾百人的大禮堂開會,所有人開放辯論,展現各種對話和衝突,學生們集體表決要不要上街頭、要不要罷課;在跨校的動員上,藉由深入的組織和聯盟,學生們展現了相當的主體性,也實踐了參與式民主的理念。鄭麗君勉勵在座的學生自治夥伴,帶動校園對公共事務討論的氛圍,並且在機制內發揮影響力,而在培力賦權的討論過程中,也相對提升討論的效能感,讓「民主」成為一種生活態度。

民主如何不會淪為「民粹」?席間有學員質疑,很多時候,多數民眾做的決定往往會受限於資訊公開程度,或是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,而結果卻不一定是共善的,更有甚者,會成為多數暴力。鄭麗君以澎湖反博奕的公投為例,指出人有一種普遍的欲望,就是要成為自己生活的主體,因為社會是共同的,所以要用什麼制度來治理?她進一步闡述,民主不是一個完美的制度,但基本上不會走向極端,而其中更重要的是「尊重人的價值」,所以當多元價值背後必然要處理的衝突,憑藉著公共討論就有可能開啟共善的未來。鄭麗君指出,「民主也有很多問題,政治菁英謀私利、自我榮耀的欲望,或是分配資源給私屬、友好團體,所以近來有由下而上的審議民主,藉由彼此溝通說服,這種共同思考的參與,來補充代議制度的不足和壟斷」。
鄭麗君進一步表示,「民主的價值是做中學的、藉由一次一次的練習來達成。民主最大的理想,是為了公眾的議題去論辯、捍衛,為認同的價值而堅持。經由互相的溝通說服,試著去了解別人,去彼此主張…我們都誤以為有了投票權就是民主了,更困難的是這種民主的文化。」因此鄭麗君與在座的學生自治夥伴勉勵,校園民主與學生自治,有兩個重要意涵:一是自我治理的社群,學生會只是一種機制,並非把這個機制運作好就好了,而是要問自己,是不是能形塑這種校園治理的能力?其次,就是民主的練習,藉由實踐公民內涵的過程,讓校園成為民主啟蒙的場域。
鄭麗君與大家一同期待,懷抱著民主的理想和熱情,在自治這條路上,其實有無限想像的可能;經由解放公民的智慧,教育會打破現在一對多的權威教育,社會上會非常的不一樣。只要有對民主信念的熱情,和強大的意志力,就能開啟參與帶來的強大能量,這也會對公民社會的行程帶來深遠的影響。鄭麗君最後表示:「在我們那個年代的學生自治,與社會全體都有緊密連結,而現在也還是,鼓勵大家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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